青澀的學生時代與代理國文教師那段苦悶歲月,
已永遠消逝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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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被刻意隱瞞不提的外來詞語
桐城派、陽湖派陸續興起到胡適、陳獨秀等人發動白話文運動,這段時間出現在中國本土的文學派別與文學現象,基本上不受外力影響,自生自長、自我改革,與西方文學、日本文學沒有什麼關係。中國社會儘管被列強的政治、經濟力量侵襲,變了樣,但文學、語言不受衝擊。
我們如果單憑「古文三十」、參考書、教科書,及國文老師課堂上的講解,去了解中國文學,腦中浮出這樣的圖像,其實一點都不奇怪!因為當初(戒嚴時代)為我們一手打造國文教育的學者們,不是輕忽這些事物的重要,就是出於某種原因,刻意將這些事物排除在外。
他們將某些事物排除在外? 是的,沒錯!
舉個例子來說,民國以後的重要文學家,像是徐志摩、魯迅、朱自清、胡適等人,大多數曾到國外留學,沒去國外留學而卓然成家的學者、作家不多。
這些人從日本、蘇聯、歐美各國學成歸國以後,除了寫作,有的專事翻譯,為中國引進許多外來詞彙與知識;有的則運用外國語文知識反省中國語文問題,思考如何解決漢字筆劃繁多難於書寫、是否該採用教會已開發出來的漢語羅馬字書寫系統、如何融入外來詞彙、該不該推行「世界語」、如何解決文言文與中國白話文與民眾日常用語存在的巨大隔閡……諸如此類的問題。
可以說,魯迅、朱自清、胡適、林語堂等人在寫作時,幾乎面臨上述問題,不少人曾思考並試圖解決這些問題。可是我們的國高中國文課本,甚至是教師手冊,不是輕輕帶過,就是隻字不提,這些事、這些文學現象、這些人當年的困境與努力──好像都無關緊要。
我們高中以下整個國語文教育的主旋律是──民國以後的作家之所以能夠寫出修辭優美、思想深刻、意境深遠的新詩、小說、散文,在於他們的「國學素養」,然後突顯「中國傳統文學」與「國學知識」的重要性,不但寫作的人要精通,每個國民也都要牢記在心,於是,那些不合乎主旋律的事物,不會出現在高中以下國文課本及教師手冊。
另一個更能說明我們的教科書編輯者,尤其是當初那些決定中華民國境內國語文教育的學者們,刻意排除某些東西的例子是:我們使用的現代中文,大部分是和製漢語、以及一些意思已被置換的既有詞彙,前者有報紙、民主、自由、議會、憲法、衛生等等,後者則有「經濟」、「文學」之類的詞語。上述的詞彙,不少在清末引進,曾經引起張之洞等士大夫的不滿,試圖以官方的力量遏阻,並以比較古雅的自製詞彙取代。
然而,這些精彩有趣的事,戒嚴時代的國文課不提,我唸的國立編譯館國文課本也沒有,直到民間出版社接手編輯的國文科課本,這才出現。光是最靠近我們、使用度最高的和製漢詞相關知識,就這樣被刻意排除,音譯與義譯的英文、法文、德文……之類的外來詞彙,自然也難逃長期被冷落的命運,至於年代更久遠的外來詞彙──那些隨著佛教、景教,以及國際貿易活動而進入古中國的外來詞就更不用說了。
此外,基督教、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各地傳教所推行的語文改革活動──不論是研發羅馬白話文拼寫中國各地語言,還是鼓舞自己與中國信眾以淺近文言文、融入大量當地詞彙的白話文書寫──這些長久以來,也被學者漠視。儘管已有學者孜孜矻矻投入上述的相關研究,其研究成果仍然不為廣大民眾所知,更別說是成為教科書的內容!以中國、香港、澳門目前日漸嚴酷的大環境,以及台灣國文教育圈對此的陌生程度來看,恐怕這樣的事十年後仍不見天日,不像台灣長老教會針對台灣各族群語言開發書寫系統的成就那樣──已經得到一些學者及其聲援民眾的珍視。 對於歷來政權控管、傷害文學發展,編課本的人不但不重視,而且幾乎不提。
歷代中原王朝,以及辛亥革命後的北洋政府、國民政府、人民政府對中國文學的傷害,還有中華民國治下的台灣文學,如何被官方漠視與糟蹋,我們的高中以下國語文教育是非常不重視!
如果只靠課本、參考課及老師上課所講的話來了解中國文學,而不是透過課外閱讀來認識中國文學,我們真的會誤以為民國時代是個「黃金時代」,北洋政府、北伐後的國民政府、中共統治的解放區、滿洲國全境,以及各個親日政權的統治區,作家、學者、藝術家、思想家……統統沒人管」;如果只靠課本、參考課及老師上課所講的話來了解中國文學,而不是透過課外閱讀來認識中國文學,我們還真的以為朝廷很佛心,不會主動禁書、毀壞書院,或是因詩文內容不當而關押、囚禁、殺害作者、刻印者、販售者、傳唱者等,以為蘇東坡的烏臺詩案只是偶發事件,大興文字獄、箝制文士思想只是滿人治下的惡政,想不到其他朝代也有上述負面事跡。
先前為了準備教甄,我翻查台師大教育學者周愚文先生所寫的《中國教育史》,赫然發現:明代朝廷竟然四次下令毀壞書院,而且自南宋至清末,歷代朝廷試圖就人事、財源、學規製訂各方面,以便嚴加控管書院的教學活動及內容。光是學術、思想就如此,何況文學?
歷代的朝廷沒有禁書或大規模處決作者嗎?只因絕大多數苦主的詩文沒被選入國文課本成為範文,因此諸如此類的悲慘事件,就不會出現在作者的背景知識、題解介紹,以及相關語文常識。
此外,也沒有編寫教科書的人追問,所謂的設立官署「熱心採集」民間歌謠,這樣的措施會不會也是官府變相控制文學的一種手段?會不會他們已經透過這個手段,對中國文學造成實質的傷害呢?我們之所以沒看見,不了解,並不是真的沒發生過,而是因為那些當官的文人,其一面之詞幾乎壟斷我們對中國文學與歷史的認知?每每看見教師手冊上對「樂府」詩及官署的說明,我總是忍不住想:
那些樂府官吏難道只會採集民間歌謠,不會去主動偵查那些具有諷刺時政、君主、貴族意涵的詩歌作者?
不會將資料提供給其他負責偵辦的官署,讓他們追查原作者、改編者、潤飾者、傳唱者等等,然後將上述人等予以治罪,甚至處以極刑?
中唐的元稹、白居易及其他朝代的詩人模仿樂府詩的形式寫詩,諷刺時政或是表露對君王、人民的關懷之情,中國文學史、國文課本、教師手冊、坊間相關讀物的作者都不會遺漏他們的事跡及文學成就;那些被學者、教師公認的美麗詩句、精妙譬喻,也已經成為跨越不同世代的國文課教學內容,但那些樂府詩最初的原作者、傳唱者呢?他們會不會為了這些感人的詩作得到官府無情的迫害,被免職、被關押、被毒打、被殺害,或是遭受酷刑落得身心俱殘,屈辱無名地過完一生,並徹底遭到埋沒呢?──遺憾!當前的教師手冊、參考書、課本、中國文學史,我找不到答案,也預感無人能解。
即使最終得到答案,恐怕也不重要了吧?一來,人都死了,無法復生,所有知道的老師、學生,也無法幫他們平反,給予他們應得的評價。二來,會讓學生對中國文學多少產生一些負面印象,進而影響他們對中國、中國文學、中國文化的觀感,還是少說為妙……
回到正題,歷代朝廷與辛亥革命以後的北洋政府、國民政府、人民政府,對中國文學的控管、傷害的事跡,長期在國語文教育缺席,不只中國本土如此,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國語文教學、海外的華語文學校也是如此。
一個明顯的後果是,接受這套國文教育成長的我、其他台灣人、眾多中國人/香港人/澳門人,甚至是海外的華僑與華裔人士,對於言論自由、思想自由,以及文學該與政府維持什麼樣的關係、政府嚴管或是看似民主自由卻不甚寬容的社會環境,會對文學產生什麼不利的發展……諸如此類的議題,長期漠不關心,甚至拋諸九霄雲外,卻將「年輕人的國語文水準一代不一代」、「罄竹難書這個成語被一堆人誤用」、「3C產品會讓大家的錯字越來越多,怎麼辦?」、「誰誰誰的文筆好,還是爛」……當成天大的問題,好像後者不處理好,古代詩文、現代中文、中國文學、華文文學……未來都會消亡,反觀,對於前者呢?
──說來慚愧!我們「大人們」至今仍然任憑港版國安法、中國與中華民國政府、中華傳統文化、儒家宗法制度……等等有形、無形的力量,去傷害、阻礙文學的發展,同時箝制或是限縮(比箝制輕)人們的創作、言論、思想空間,不但做的有限,而且讓有文學天分與學習興趣的學生無視這些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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